今年财政政策重点结构性减税

提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12年经济为“稳中求进”，这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所提的“稳中求进”的涵义不尽相同。

应该通过金融多样化综合改革，使常规金融的“低利贷”和各种形式的新金融形式的“中利贷”结合在一起，将高利贷边缘化出去。

今年财政政策的重点应放在结构性减税上。要落实已经出台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实行更宽松的税收措施；要对企业创新实行更大力度的扶持，在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实现更大力度的减税、抵扣税措施；要加大对服务业领域的减税力度。

中国要真正的实现后来居上，就不能缺少政策性融资体系的打造，并使其实现可持续的运行。

随着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落幕，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方向和主要任务已经明确，“稳中求进”的2012中国经济发展轮廓也清晰显现。未来一年，如何在“稳增长”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也成为2012年度的一个重大命题。

【一】

现在的稳中求进，主要是观察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在稳住阵脚的同时，把握好预调微调。

当前对于局势的研判已显现出某些过度忧虑。事实上，在提升发展质量的导向下，经济增长指标的适度回调，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来是一件好事。

首先，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在中央宏观调控背景下，一定程度的柔性回调并不能说明经济发展面临危机。2011年的经济增速可望在9%稍高一些，这与上一年度10.3%以上的增速相比，应说是一种柔性回调。而这种柔性的回调，恰是宏观调控的意图所在。对于前段国内外不少机构对于中国经济是否会走向“硬着陆”的议论，没有必要过分担忧。

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12年经济为“稳中求进”，这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所提的“稳中求进”的涵义不尽相同。过去由于缺乏经验，面对亚洲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震荡，必然要求先稳住阵脚再求发展。目前来看，中国经济自身的运行并不会出现较快下行的趋势，现在的稳中求进，主要是观察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在稳住阵脚的同时，把握好预调微调，相机抉择。

其次，从物价指标来看，2011年下半年CPI的企稳回落对于2012年的经济运行开局无疑是有利的。2011年8月CPI到达6.5%的高点后，当年下半年这一指标便开始呈现回落态势。虽然全年来看，2011年CPI将会突破年度要求4%的水平，但总体来看，其阶段性回落态势还是值得肯定的。CPI的组成部分经过这几年的反复考察，可以显见的是，其中70%－80%的上涨压力来自于食品和农副产品价格上涨，10%以上的上涨压力来自于房价（房租）上涨，而其他千百种商品构成的物价上升因素其实是很小的。总体来看，有针对性地增加有效供给有利于使物价水平在到达一个相对高点之后企稳回落。

第三，从就业水平来看，2011年新增就业岗位估计可达到1200万左右。一般来说，新增就业达到1100万就已经是比较可接受的结果，现在达到1200万，应该说是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这对维系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团结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

未来几年美国经济政策以及相关风险的能见度是比较高的，世界经济真正的不确定性，当下集中在欧元区。

一方面是来自于国内经济增速一定程度的下滑，而更大程度上还是来自于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未来几年美国经济政策以及相关风险的能见度是比较高的，世界经济真正的不确定性，当下集中在欧元区。中国现在全面开放的政策和格局，决定了中国经济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在外部环境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变动时，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这是基本判断。

现在，所有对欧元区命运的预测都带有“算命”性质。最乐观的说，欧元区一定会继续发展；最悲观的说，欧元区天命休矣。社会上公认的典型意见是欧元崩溃与否“百分之五十对五十”。第一，它给了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警醒，其崩溃的可能性至少占了一半；第二，它在量的预测方面没有任何意义，等于没做预测。对于欧元区的命运，我们只能归结为巨大的不确定性，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充分相信任何一个带有一定取向性的预测。

【三】

适度的预调对于未来一年稳定国内经济局势具有积极意义，当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框架比大家预想的要更加坚定，正呈现“稳”的特点。

事实上，中央在2011年秋后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预调，2011年7－8月之前频繁出手进行货币政策抽紧的调整，8月以后进入了几个月的观察期，11月开始，央行便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反方向的调整，将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了0.5个百分点。这种变化，尚不能说明中央将肯定转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它只是一种预调，或者说是跟着“定向宽松”的一种处理。而至于能否真正拉开货币政策走向宽松的序幕，还要看今后事态的发展。当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框架比大家预想的要更加坚定，正呈现“稳”的特点。

对于宏观调控的力度，存在一个临界点的问题。2011年上半年，在中央控贷力度加大的情况下，有人说，珠三角出现了明显的企业倒闭潮，但言过其实。对此的一种评价是，对于企业而言，困难一点未必完全是坏事，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以成为企业在竞争中转型升级的压力。当然，凡事要有度。

2012年，如何通过改革与转型，实现经济的新一轮发展？对此，要实行三大对策：第一，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在长三角、珠三角势在必行。第二，金融多样化的综合配套改革势在必行。未来，应该通过金融多样化综合改革，使常规金融的“低利贷”和各种形式的新金融形式的“中利贷”结合在一起，将高利贷边缘化出去，这才是治本的综合配套改革。第三，要建立政策性融资机制，通过政策性融资机制，让商业性金融机构能够将实体经济中的中小企业可持续地作为自己的支持对象。

中国要真正的实现后来居上，就不能缺少政策性融资体系的打造，并使其实现可持续的运行。

今年财政政策的重点应放在结构性减税上。对此，中央已作了重点表述，那么，具体该如何操作？一是要落实2011年已经出台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实行更宽松的税收措施；二是要对企业创新实行更大力度的扶持，在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实现更大力度的减税、抵扣税措施；三是要加大对服务业领域的减税力度，上海的增值税“扩围”改革代表了这一方向。如结构性减税改革，上海目前正致力于打造金融中心，为了改变原有重复征税的机制，营业税将改为增值税来代替，这实际上给企业创造了一个放开手脚做好专业化细分与升级换代的税收环境。这一改革在上海推开，取得初步经验后，应该推广到全国更多的城市。这将是未来结构性减税的一项重要工作。

（贾康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